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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你品略古代王朝应急救灾手段理解中国人的救灾经验得失

发布日期:2021-11-24 09:0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说起来对于灾情的报备,清朝确实要算的上历朝历代中首屈一指的存在,相比之前的王朝,清朝明令规定,地方一旦有灾,必须及时上报,而宋明两朝则并不要求灾情要立即上报。出现“秋诉夏旱”“冬诉秋旱”也是常见之事。

 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救灾机制,但较之完善颇多,灾情出现后,清朝要求当地督抚立即上报户部的同时,立即成立一个救灾小组,亲赴实地考察灾情,更要求对受灾人群亲自上门核实,并且特别区分受灾较轻与家庭极度窘迫的受灾户。以便日后赈济时候能正确对待。胆敢在这种事情上隐瞒不报、虚报,一经查实轻则丢官,重则杀头。

  古代王朝还给灾害划分出相应的等级,以清朝为例:灾害分为10个等级,一级最轻、十级最高。

  农业相关灾难必然导致减产、甚至无产。而大规模人员伤亡也会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投入生产(农田被淹、青壮年劳力感染瘟疫诸如此类的情况)。

  最终结果就是物资减少,而价格飞涨,毕竟无论哪个年代都不缺发国难财的商人。这个时候,单纯用行政手段施压也也无法改变物资毕竟短缺的现状。

  还需要配合另外一些手段,比如常平仓,各地定期按一定比例存储储备粮,以防灾年。而粮食丰收的年份可以借机吸纳粮食,防止出现粮食价格过低的情况。

  其实任何灾害救治,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物资调配,将其他未受灾地区的物资尽量调配到受灾地区。物资也分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作为朝廷救济粮,根据情况分发给受灾群众,而另外的粮食则是输送到市场上,保证物价平稳。

  而赈灾物资举措能否实行下去,就是很好的判定一个朝代行政体制是否僵化关键要素,当年元朝末年的就是家中遇到灾害导致其被迫出家的,但是其实当年元朝中央政府有调拨救济粮,不过钱粮都进入官员的腰包。

  而明朝末年陕西遇到百年一遇的灾害,在这种情况下,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,仍然催逼赋税,引爆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颗炸弹,导致大明最终亡于民变。

  而说实话,在这点上后来的清朝要比明朝做的更好。一旦确定受灾情况后,会立即镯免减征缓征相应税赋。

  对于很多天灾,虫灾、地震往往根据儒家那套思想体系,那是皇帝“德行有误”,所以天降灾祸。

  皇帝对此应该要自我检讨,反思自己,当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套逻辑完全是封建迷信,但古代群众还是很信这套,当年汉武帝晚年告缗令等一系列举措惹得民不聊生。但汉武帝几次“罪己诏”,确实还是有一定成效的。

  除了这点,以外罪己诏也是敲打相关官人认真办事,毕竟皇帝这个“天下第一人”都自我检讨了,身为官员有点眼力都知道事情不容马虎。

  在古代社会“皇权不下乡”,一旦出现灾事,当地乡绅宗族也会发动力量来救济灾情,就像我之前所说的“常平仓”,中央会设置,但是当地村落也会有类似的社仓。

  对于很多遭灾的农民在灾荒年间,往往会出售田地,而荒年出售土地,往往会帮助少部分人以低价收购土地,而土地越是少数人大量占据,大多数平民稀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就更难以抵抗灾荒,维持家庭所需。

  而那些因为灾荒离失所的灾民,如果不尽快让其恢复生产,就会形成一股不安分的社会因素。

  而这种时候往往需要国家出资给与或低息贷给灾民农具、种子等生产物资,并派遣相关人员协助他们组织秩序,恢复生产。

  如果要说世界上那个民族对水利工程最热衷于熟悉,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是排的上号的。

  历朝历代,治水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,东汉王景、王吴,元代贾鲁,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,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更是把治河当成头等大事。

  据史料记载,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00多年中,黄河发生决口的年数有543年,决口的次数高达1590次,改道26次。

  宋代建立了完善的报讯制度,明代的黄河飞马报讯制度,而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利用羊皮筏传递汛情的“羊报”制度。

  在黄河各个关键支系河流上设立水志桩,监测记录水位,尤其确保汛期下,灾情能及时发现,预警。

  清朝更是建立了雨雪、禾麦收成分数、粮价奏报制度和晴天录。而且汇报内容要求极为细致,比如雨水入土深度、积雪厚度等等都需要具体说明。

  最有效的做法,莫过于推光高产作物,比如宋真宗时候花了大力气从越南地区引进的占城稻,与康乾时期,番薯等西洋高产作物被大力向全国推广。这也是中国人口在清朝时期暴增的重要原因。

  一个国家要想把内务治理好,税收是重中之重,首先古代王朝的税收是缺乏合理化制度化的。

  明朝就是一个典型的税收体系彻底崩盘的结构,明朝末年,刚好是中国历史上遇到的第四次小冰河时期。

  从泰昌元年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二十九年,算是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了。

  而明朝此时本身内忧外患,而说起明朝的财政,明白的都知道明朝的财政体系极度僵化。

  朱元璋在当初制定国策的时候,就把税收限定在农业税上,而后来的皇帝也没有能力与魄力去把税收改为商税等其他形式,并且还有民间大量民众,把财产挂靠在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名下,以此来获得避税。

  万历皇帝,不过稍稍加征一些商税,就被文官往死里喷,历史名声差的不行,而其实万历皇帝执政期间,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。应对万历三大征,以及萨尔浒之后及时安排能臣——熊廷弼上任,熊廷弼上任期间辽东形式一片大好,此时即便萨尔浒大胜明军的努尔哈赤对滴水不漏的熊廷弼无计可施,随着时间的推移,满洲的叛乱最后充其量是一个“奢安之乱”。

  不拿明朝和大宋这种经营有道的国家比,就拿他和清朝比,明末全国1000万两的白银收入和清朝初年4000万两的白银收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

  相比大明,清朝就能毫不犹豫地将推行官绅一体化纳粮、改革税制(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),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是对大清极有帮助的。有了从大户那里得来的钱粮,大清毫不犹豫地减免灾民钱粮。并且可以安顿流民组织生产。

  政府本身一切的运转就离不开钱,任何一个强有力政权要能把政策执行下去,就一定要能够合理地征收钱粮,然后才是高效运作。

  当一个政府无法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候,本身就是一种“濒死”的状态。各项政府职能都无法落实到位。警察、法院、公立医院、学校常年拖欠工资、设备无力维护各种问题可以说非常严重。

  大伙看到我之前对清朝的赈灾体系,表扬颇多,但是清朝具体实行的过程中,也无法避免尸位素餐、贪赃枉法的现象。

  乾隆时期,布政使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勾结,无中生有谎报灾情,并将国家“捐监纳粮”得来的钱,捞入了自己的腰包。

  7年间,甘肃共捐监生近30万名,共收监粮折银2000万两以上,接近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。

  而当时负责调查这事的还是我们的大熟人——和珅。而其实这种事情在历朝历代并不是个例,只是这件事情,实在太过荒唐了。

  而贪污腐败,其实处处可见,当年康熙皇帝把曹雪芹爷爷曹寅分派到江宁织造的肥差上,本来就是让他捞钱补之前的亏空,结果人特实在,还给康熙皇帝报这织造局里的各种“弊端”,结果康熙皇帝哭笑不得,让他先好好捞钱,把之前任上的亏空给补足。

  其实古代封建皇帝对贪污行为,并非是像现代政府一样,原则性的打击,而是类似老板对员工一样,这个是亲戚、那个是...就睁只眼闭一只眼。

  很多时候,古代赈灾制度的失败,不是制度与经验的原因,而更多作为赈灾主体的政府本身效率、体制有没有问题,各种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。出生6个月就跟着爸爸送卖的“外卖宝宝”长大要闻 马克龙称全员加强针是大势所趋;巴黎